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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義與地域政治

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全球化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世界不同以往,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變化是不可迴避的,而且從各方面看來都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與日俱增地朝著全球化和本土消亡的方向發展。但是,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方法卻日益顯露出根本的缺陷,這就是關於「全球主義性質」和「全球中心論」的問題。所謂全球中心論,是指他們設想了一種毫無疑義的優先權,一種本土必須服從全球的權力結構的存在;所謂全球主義性質,是指認這種跨國的潮流與進程決定本土變革的積極性。 全球與本土:兩個互相衍生的概念 換句話說,有關全球化的解釋和「話語」是一種對地域和本土的偏見。在大多數的話語中,全球是與資本、空間、歷史和權力轉換等相等的概念;而本土,則與地域、勞動力、傳統等概念等同,通常還包括那些仍然「附屬於地域的」婦女、原住民、鄉下人以及其他人。 在這篇文章中,讓我們一起來探討這種偏見所產生的後果,難道說地域真的必須附屬於全球嗎?這種帶有全球中心話語特徵的不對等,能顛倒過來嗎?我們能為地域辯護,使它免遭全球主義的專橫概念所吞噬嗎?在這種全球化的環境下,還有可能恢復那些地域性的知識與實踐模式,來共同改造世界嗎?另外,難道本土的人民天生就被判為與主體話語無緣?下文中,我們建議訓練自己反覆思考這些問題,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將這些社區或地域人民的行動視為改變世界的有效手段。 幸運的是,過去的10年中,已從社會政治分析中爆發出一種地域意識。最近一項哲學研究顯示,地域意識是人類存在的一部分。因為幾乎不可能「想像如果世界上沒有地域劃分會是什麼樣子」。從另一方面說,地域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人類活動的產物。這意味著如何去想像和認識地域是一個歷史性問題。地域意識與全球主義是緊密相連的,而且看來是全球主義激進的對立面。 我們認為,應該把有關地域和地域意識的知識與實踐,看作一項能構建政治思考和知識生產的新語境的工程,而不是一堆歷史與地理的遺產。 全球與本土是兩個互相衍生的概念,而不是出自任何與之相關的可描述的特定空間。全球這一術語指的是某種進程(如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進程等),而不是指幾何學意義上的地球。不僅世界的大部分被排除在「全球化」的進程之外,即使在進程以內的部分,隨著交通或網路的推移,也留下未被觸及的地區,或變為被「全球」概念所暗示的邊緣意義的週邊。因此說全球性大於國家或地區,這並沒有說出它的全部意義;對它進行最抽象的描述也許可以將它歸於任何非本土的東西;說它淩駕於除地理物質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如文化領域)之上,也不具有普遍意義;從更複雜的意義上看,最好說它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中。 網路概念中本土與全球的豐富聯想 然而,全球性似乎對國家政治邊界所確定的空間表示懷疑,它已經對「本土」這一與「全球」在空間上相反概念的意義表示了懷疑。本土概念的早期含義源於與國家概念的相對照。但逐漸地,本土的含義已與全球的含義並列。由於全球含義很難確定,使得本土概念也含有多種歧義,並如同全球一樣難於確定。因此,現在本土的含義不再從國家引伸而來,而可以指代國家及國家以外的地區。 即使用全球與本土的意義使空間與地域的概念合為一體,這些術語的意義仍然含糊不清。在很多關於地域問題的討論中,像本土,空間性和地域性等這些詞都是可互換的。因為這種合成並不只是概念上的,它還有更深層的政治意義。把全球主義假設為一種沒有空間與時間的運作,極具諷刺意味地把它的主張拔高為一種新型的普遍主義,從而使其成為其他一切空間化的起源。任何不那麼「全球性」的東西都被視為與其對立。空間與地域概念的合成防止了空間、本土和地域性等概念之間出現更深的差異,這樣人們就有可能將空間、本土和地域性相提並論,而忽略了正當全球的概念改變著本土的語義時,全球性的概念也在改變空間性的語義,空間性與地域性於是形成了一種對立的關係。 讓我們進一步澄清本土與全球或地域性與空間性等問題的疑點。 幾乎所有關於全球與本土問題的討論中都存在著一種不對等。這種不對等在於強調全球的普遍性和把本土降為從屬地位。正如把本土的當作全球的,如果把全球的當作本土的(或地域性的),那又會怎麼樣呢?這是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我們從未進入現代》一書中特別提出的問題。 拉圖爾把全球與本土的問題作為對現代性(西方的現代性)更廣義的批評之一。在他看來,只有把人類與非人類(文化與自然)區分開來,把西方與世界其餘部分(我們與他們)區分開來,現代性才是可能的。 這兩種相互關聯的區分構成現代條件的基礎,可笑的是這種現代條件沒有導致「純粹的現代人」,而是孳生了雜種,從而否定了整個現代性的計畫。全球和本土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混雜的狀況,根據他們的區分,這種混雜產生出一種全球性與地域性相對立的幻覺,同時掩飾了它與「前現代」和「非現代」的密切關係。在拉圖爾看來,「本土」與「全球」在網路的概念中能有更豐富的聯想。網路從本質上講,既非本土也非全球,但不管怎樣卻延伸得較長並互相聯繫。 glocal:全球與本土的合成 在他的著作中,他用「網路」的比喻表現出這一疑問的關鍵,他不僅對全球與本土之區分提出質疑,還對這一獨特的現代性的觀念提出質疑。因為「現代人採用某種非人類的方式已經簡單地發明了更長的網路結構」。至於他自己對於全球與本土之間關係的認識,他是通過極其簡單的「鐵路模式」來表達的: 「一條鐵路是本土的還是全球的?兩者都不是。你完全可以說它是本土的,因為你可以隨時發現鐵道枕木或鐵路職工,你會看到沿途散佈著車站、自動售票機。然而它又是全球的,因為它能使你從馬德里到達柏林,或從布列斯特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它還沒有全球化到能把你帶到世界上的任何本土。」 這對於反思全球化問題是很有益處的。鐵路既不是本土的,也不是全球的,拉圖爾合成這兩個概念的目的是為了對人們的全球性和普遍性要求降溫,使這些要求恰如其分。他用鐵路作比喻,而不是用小路或飛機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也許及時提醒了我們注意他的網路構想中的一些問題,但目前就全球和本土的問題來說,順著他的思路走下去,似乎還是會有收穫的。 現在,將全球和本土最終區別開來的困難也許會愈加明顯,這是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特點。「glocal」(全球本土)用「全球」與「本土」的合成詞形式充分表達了拉圖爾的用意。但問題在於拉圖爾提出的混雜形式,是否能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於是問題不再是全球與本土的對立,而是「全球本土」的不同結構。 如果按地理學家亨利‧勒菲伏爾(Henri Lefevre)所說,地域是人為產生的,而不只是事物發生的特定位置。這一地域的產生還包括「社會關係特殊混合」的產生。那麼,如果我們從「地域性」的現象出發,用地域邊界的方式來設想這些社會關係及我們對它們的看法,就合乎情理了。這種特殊的混合,既而產生了一系列的特殊結構,正是這些結構給那些代表了不同階級、性別及種族範疇的社會關係賦予了具體的含義,也對地域本身的社會關係賦予了具體意義。因此,當一方面,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地域的產生(無論是創造還是毀壞)成為生存的某種條件,另一方面,對這一情形的不滿已使人們對那種脫離地域的概念中隱含的霸權主義產生疑問時,這一特殊的混合就變得越來越不可避免。 國家與資本的共謀 在這一點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針對阿圖羅‧埃斯柯瓦爾(Arturo Escobar)的所謂「發展論」提出的有關問題。發展論將自己對於貧窮與富有、停滯與發展以及美好生活標準等特殊定義,假定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該理論已經導致了一場由歐美資本主義(現在又增添了新夥伴)對整個世界的入侵,並最終給社會與自然界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 最近,史黛絲‧利‧皮格(Stacy L. Pigg)用同樣的論調談到,發展論的本質是消除差別,照她的觀點,消除尼泊爾現存村莊之間的差別,目的在於製造一種「普通村莊」,那樣將更容易被發展主義的官僚們(外國的或尼泊爾的)所理解,同時這些村莊也更容易適應直接來自遠方的發展計畫。然而,差別的消除並不只是那些遠處發展主義官僚們的責任,它還須通過那些將發展主義文化內在化了的國家與本地官員們的配合,將這一切「本土化」。這問題不是尼泊爾所特有的,它描述了所有現代化進程中的民族國家在消除差別過程中的一種共謀。的確,從日後歷史的眼光來看,也很難說清哪個問題更大:是不斷入侵地域的貪婪的資本主義,還是製造同質性的民族國家,由於國家與資本的共謀(對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國家與行政官僚們的共謀),這成了一個始終爭論未決的問題。 基於對差異,也即對地域的密切關注,埃斯柯瓦爾推斷出:雖然發展主義已經破壞了許多東西,但它並沒有破壞一切。地域性的本土傳統所強加給普遍性發展主義的混合形式,也許對生存與變革可以提供另外的選擇,地域概念成了批評發展主義的關鍵,並可作為其想像性選擇方式。 對發展主義普遍性的質疑,實際上是對普遍主義社會範疇質疑的一部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對社會分析諸範疇的普遍性提出疑問,因為這種普遍性正是產生發展主義的同一種現代性的產物。既然如此,那麼質疑的根源和結果中都存在更為複雜的東西。試想,如果沒有地域這個所指,我們能夠想像階級、性別、民族及種族這樣一些概念嗎?在運用這些社會範疇時,是否因為對地域的忽略而使這些批評範疇成了霸權主義的工具?結論是複雜的。以「社區」或某種「地域疆界」定義身份的地域,最終也在掩飾與壓制地域概念內的不平等性與壓迫性。 最後是文化的問題以及知識的組織和傳播的問題。知識是一種活生生的力量,是任何概念化文化的綜合。如果我們準備帶有批判意識地參與文化問題,我們能迴避地域嗎?人們常常根據文化觀念將地域範圍的文化特徵視為落後的標誌,然後以此為藉口來迫使他們向全球化和民族化的文明「開放」。但也許我們應再次重申文化是一種以地域為基礎(而不是以地域為界限)的現象。由於文化是戰勝霸權鬥爭中的一種重要武器,這個問題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顯得特別緊迫。 全球化進程仍囿於舊權力範圍 在「全球化」的熱潮中,考慮提出何種地域性的設想也許是很重要的。首先,我們應該給全球主義「定位」。全球主義是早期發展主義的繼續,如果說它作為一種發展主義的理論更有成效,這是因為它試圖(也確實獲得了部分成功)隱瞞一個事實,即全球化進程仍然囿於舊權力範圍之內。但它現在已經與第三世界的國家、公司、知識份子和專家們達成共謀,使他們逐漸加入到發展主義的話語和進程中來,然而加入的條件是要求他們將這種體系的知識與標準加以內化。這樣做的結果是地域也要承擔這些社會重新概念化所帶來的壓力,這裏不僅指第一世界的霸權,也指民族國家的地域的霸權,以及跨國化的階級、性別和種族等。 第二,地域必須更加直接面對全球力量的運作。因為民族國家現已成為全球主義的幫手,而逐漸放棄了它們早些時候曾承擔的協調全球與本土的任務。在早期民族解放理論中,民族國家承擔著保衛地域的責任,但現在地域只得獨自謀生。這並不是說民族國家已變得與地域毫不相干,或者說它應該向全球主義讓步,但目前更緊迫的問題是給民族國家自身「定位」,使它的主張公開化,並有組織地與它抗衡,如果只是作為一種手段來復甦地域和國家之間的聯繫──這次必須從底層做起。重新考慮地域和超地域組織形式之間的關係也是必要的,這樣才有可能最終跨越國家的邊界來設想重組空間的選擇。 我們希望以上的討論能夠說明,對地域性想像的辨護和宣導並不是一種理想主義,而是對一個非常真實的系統危機的反應。而談論地域和地域所提出的新型政治,也就是回應一種重組政治空間新方式的需要。它涉及了一些系統性的自然方面的問題。 目前,對地域的宣導涉及廣泛的社會和政治領域,它包括世界範圍的本土化運動、生態運動和社會運動(它們因婦女的關注而廣為人知)──這些運動通過反抗發展主義而重申對精神、自然以及地域的態度,清楚表達了對生存的基本關懷;它還包括致力於保護周遭環境的都市運動;包括在全球市場關係的背景下中國境內重新興起的集體化運動;包括菁英主義的公有制運動以及受早期宗教價值觀影響的美國離家農民的民團運動。從政治上說,這些運動包括了從地域性的無政府主義到右翼菁英主義的所有政治傾向。這些包括本土主義在內的運動,已一再重申人類回歸自然的重要性,同時重新評價了人際關係,對於現代主義發展論提出了激烈的、意味深長的批評。 這是今天的知識份子、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組織和活動家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在他們與「全球化」的協定中,人們能夠從地域性這一現實的觀點出發,將世界按新的結構來重新定義嗎?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為推進這一計畫所需要的知識、社會及政治方面的必要條件,那麼,在我們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中,地域再也不會成為不相干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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